海运与国运

2021-10-091274次阅读

◎作者 | 明白知识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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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407年10月13日，郑和首次下西洋归来。

郑和不仅完成了永乐帝交给他的访问使命，而且还将「明朝海盗王」——陈祖义押上朝堂。

◆ 陈祖义祖籍广东潮州，洪武年间下南洋，在马六甲为盗十余年。曾逃往渤林邦国（今属印度尼西亚）为将，国王死后纠集海盗，自立为王。永乐年间朝贡永乐帝，但贡品皆为抢掠而来。1407年9月，郑和下西洋回国时，曾诈降郑和，但被郑和识破。10月，被郑和押回朝廷。图为电视剧中陈祖义被押上朝廷的画面。

图片来源：电视剧《郑和下西洋》（2009年）剧照

永乐帝在诸位大臣和各国使臣面前，当场斩杀陈祖义。

陈祖义所代表的，是明朝猖獗的海盗集团——不仅有中国海盗、日本海盗，明朝中后期还有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海盗的加入。

为了抓住陈祖义，郑和杀掉的海盗就超过了五千人。

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而陈祖义所在的海盗集团，鼎盛时期甚至人数过万。

然而在郑和下西洋之前，明朝已经实行了二十多年的海禁政策。

那么，为什么海禁无法消灭海盗？为什么明朝海盗如此猖獗，甚至发展为大规模集团？

海盗源于海禁？

海盗本来没有那么多，恰恰是海禁导致很多人被逼成「盗」。

明朝官员谢杰说过：「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虔台倭纂》）

◆ 《虔台倭纂》由谢杰编纂，成书于万历年间。该书介绍了日本的地理、人文，分析了中日两国交往的历史，同时对明朝倭寇之患的成因、明朝海禁政策的得失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

图片来源：古籍网

明朝海盗之盛，让一些学者将明朝称为海盗的「黄金时期」。

陈祖义属于明初海盗首领，鼎盛时部下超过1万人，抢掠船只超过1万艘，活跃于南海、台湾、日本、印度洋等海域。明太祖朱元璋为了捉拿陈祖义赏银50万两，而永乐帝为了捉拿陈祖义赏银750万两。

明朝中期海盗汪直，更是拥有数百艘巨舰，部众最多时超过10万人，号称「徽王」、「靖海王」。

被称为「中国船长」（Captain China）的明朝晚期海盗李旦，据传曾资助过日本江户时代首任幕府将军德川家康统一日本。

◆ 李旦（—1625），明末福建泉州人。16世纪末曾前往菲律宾经商，后逃往日本从事海外贸易，并借助日本人的力量成为海盗。据传，郑成功之父郑芝龙曾投靠李旦成为其义子。1624年荷兰占领澎湖，明朝军队为收复澎湖攻打荷兰，但久攻不下。最终，李旦和郑芝龙从中协调，荷兰撤离澎湖列岛，占据台湾。李旦去世之后，郑芝龙归顺明朝，于1633年帅军在金门击溃荷兰东印度公司舰队。后郑芝龙归顺清朝，郑成功继续抗清。1661年，郑成功打败占据台湾的荷兰人，成功收复台湾。

图片来源：看点快报

明朝海盗人数之多、势力之大、足迹之广，远远超过其他朝代。

然而，如果不是越来越严苛的海禁政策，也很难有如此大规模的海盗。

宋元时期也曾有过海禁政策，但严厉程度、持续时间都不如明朝海禁。

宋朝海禁始于976年，结束于1079年，虽然看起来持续时间很长，但其实海禁政策比较宽松。该时期海禁的主要原因是维护朝廷海外贸易权利，打击民间走私活动。

元朝海禁政策断断续续，从1292年到1322年之间，约有11年的时间实行海禁，但并不严厉。元朝海禁一方面为防止战争期间海商向国外泄露情报，另一方面是为了维护元朝政府对于海外贸易的控制，同时防止违禁物品流向国外。

而明朝的海禁政策，从1370年一直持续到1567年，时间跨度接近200年，超过明朝统治时间的2/3。在此期间，海禁政策还经过了多次的强化。而海禁越严，海盗也就越多。

朱元璋在位时，屡次发布海禁政策。

如1371年规定「片板不许入海」，下令「濒海民不得私出海」（《明太祖实录·卷70》）。

1381年，以防范倭寇为名下令「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明太祖实录·卷139》）。

1394年，禁止民间买卖、使用番货。

此外，朱元璋还将海禁政策写入了《大明律》，对违反海禁政策的处罚做出了详细规定，如携带重要违禁物品下海处绞刑。

永乐年间（1403-1424年），海禁政策出现过短暂的宽松时期，泉州、明州、广州三地市舶司恢复，还有郑和下西洋，但该时期海禁并未取消。

◆ 1405-1433年之间，郑和共计7次下西洋，访问30多个国家，向西航行最远到达东非、红海沿岸，向南最远到达爪哇（今印度尼西亚）。第一次下西洋是1405年（永乐三年），随后几次分别是1407年、1409年、1412年、1416年、1421年、1430年。1433年，郑和在回国途中不幸在印度古里（中国对当时印度卡利卡特的称呼，今称为科泽科德）去世，船队由另一位明朝太监王景弘带领回国。多年之后，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第一次到达印度的地方，正是郑和去世之地。

图片来源：Wikipedia

永乐帝之后，海禁政策继续恢复到此前的严厉状态。从1424年到1521年之间，再没有出现过海禁放松的情况。

嘉靖帝时（1522-1566），明朝的海禁政策达到极度严厉的状态。这一时期不仅禁止海上私人贸易，而且还禁止制造、使用大型船只。海禁的处罚从此前的「个人责任制」变成「邻里连坐」制度。

之前的海禁只是阻断私人海上贸易，而嘉靖帝时期的海禁则阻断了沿海居民的日常生计。这一禁令，导致更多沿海居民被迫下海为盗。对此，谢杰的形容是：

「禁之愈严而寇愈盛。片板不许下海，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虔台倭纂》）

从明初到明朝中后期的海禁政策之所以长期不绝，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防范倭寇。

14世纪中叶，日本进入南北朝时期，出现了诸侯割据的混乱局面。经过数十年的斗争，南朝逐渐被北朝打败。失败的南朝大名（日本对古代封建领主的称呼），组织武士、浪人、商人等到中国抢掠、走私。

1467年，日本进入战国时代，明朝官方和日本的贸易制度遭破坏，未能获得官方贸易许可的封建主开始从事海盗活动。

嘉靖时期，中国海禁政策越发严格，日本倭寇也越发猖獗。

◆ 《倭寇图卷》，明朝仇英绘，长572.7厘米，宽31.1厘米，创作于1555年（嘉靖三十四年），现藏于日本东京大学。该作品记录了倭寇上岸、居民出逃、明军和倭寇作战等一系列过程。另一幅作品《抗倭图卷》和该图相似，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但作者不能确定。图为《倭寇图卷》的局部，内容是明军对抗倭寇。

图片来源：书格

从明初到明末，倭寇之患几乎未曾停止过。《明史》第322卷为《日本传》，整卷记载的都是倭寇掠夺中国的事件，导致明人甚至用倭寇来吓唬小孩。

「终明之世，通倭之禁甚严，闾巷小民，至指倭相詈骂，甚以噤其小儿女云。」（《明史·卷322》）

倭寇之所以长期劫掠中国，一方面是因为明朝海禁影响了中日民间正常贸易，一方面是因为日本当时的手工业并不发达，药材、布匹、丝线等都要依赖中国。

第二，防止海内外勾结。

倭寇劫掠中国，给了明朝少部分叛乱分子内外勾结的机会。元末起义领袖张士诚死后（1367年），其余部就曾勾结倭寇侵扰沿海边关。

「国初，定海之外，秀、岱、兰、剑、金塘五山争利，内相仇杀，外连倭夷，岁为边患。」（郑若曾《筹海图编·卷5》）

除了叛乱分子和倭寇勾结，甚至还有朝中大臣和倭寇串通。著名的胡惟庸案中，因明州卫指挥林贤通倭被抓牵扯出胡惟庸，最后以谋反、通倭的名义诛杀胡惟庸及其党羽，死者3万余人。

明朝中晚期，则有海盗勾结倭寇。

「广东巨寇曾一本、黄朝太等，无不引倭为助。隆庆时，破碣石、甲子诸卫所。」（《明史·卷322》）

事实上，当时明朝海盗的80%都是中国商人。海盗「引倭寇为助」，更多的是海商和倭寇之间进行贸易。而戚继光抗倭时，有很大一部分倭寇是中国人。

第三，维护传统社会稳定。

中国传统社会以农业为主，「重农抑商」是很多统治者的基本政策。

朱元璋认为农业才是大明王朝的根本，商业不如农业重要，尤其是民间的海外贸易最应该禁止。

然而，明朝处于海外贸易迅速发展的阶段，因有利可图才有大量民众参与其中。

但私人贸易增多之后，影响了传统农业社会的稳定结构，扰乱了社会治安，增加了朝廷对于社会控制的难度。

此外，明朝虽禁民间私人贸易，但却有官方的「朝贡贸易」——别国进贡，明朝廷回赠，但回赠物品的价值是进贡物品的数倍。郑和下西洋，即属于这种贸易形式。

◆ 《万国来朝图》，清代乾隆时期佚名宫廷画家创作，宽207厘米，纵299厘米，现藏于故宫博物院。该图描绘了假想中各国朝贡乾隆皇帝的场景。从右下角各国使臣的旗帜上可以看出，朝贡的国家包括朝鲜国、缅甸国、日本国、荷兰国、法兰西等多个国家。使臣带着各自国家的奇珍异宝上贡给乾隆，乾隆再回赠给朝贡国以这些国家需要的物产。朝贡贸易自汉朝起就存在，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期。明朝的朝贡贸易非常发达，但厚往薄来的特点，增加了明朝的财政负担。

图片来源：故宫博物院网站

控制农业和商业，由官方掌握经济命脉，以维护统治、维护社会稳定，促成了明朝海禁政策的实施。

不过，从明朝海禁屡次颁布、多次强化可以发现，海禁终究是难以执行的。

因为其阻隔了沿海民众求利之路，后期甚至阻断了沿海民众的求生出路。

海禁越严格，商人转为海盗的人数越多。

海盗与全球航海贸易时代

宋元明都有海禁政策，但只有明朝才出现大规模的海盗。

这并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全球航海贸易时代来临导致的。

在西欧国家致力于探索海外贸易渠道时，明朝海禁政策的不断加强，与这一时代潮流格格不入。明朝中后期的海禁最严，海盗也最盛，因为国际贸易的规模更大、频率更高。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全球航海贸易时代的开启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是欧洲人对香料、贵金属、丝绸等有很高的需求，而当时的陆路通道、海上通道都受到了限制。

陆路通道受制于沿路国家的政治环境，而且不够便利、运输能力有限，通向亚洲的海上航道则被威尼斯所掌握。

这种局面刺激了西欧国家探索通往东方新的航道。

另外，造船技术的进步为满足欧洲人的需求提供了基础。伊比利亚半岛（Ibérian Peninsula）出现的「卡拉维尔帆船」（Caravel），速度快、稳定性好，很适合远洋航行。

既有动力，也有技术，有国家开始行动了。

15世纪初，葡萄牙最先开始航海探索。

当时的葡萄牙，刚刚收复了被穆斯林占据的领土，比西班牙率先实现「光复」，在14世纪末逐步形成现在的疆土范围。

逐步强大的葡萄牙，出于快速发展的需求，率先举起了航海的大旗。

恩里克（Henrique）王子在萨格里什（Sagres，今葡萄牙法鲁区比什普镇）开设了世界上第一所航海学校，并于1415-1448年，多次派人进行海上航行。

航行的目的，是绕过被穆斯林占领的北非地区，从海上前往西非开展贸易。

恩里克王子的探索是成功的，1448年时，他在阿尔金岛（Arguim，今属于毛里塔尼亚）建立西非海岸葡萄牙第一个殖民地。随后，葡萄牙人又在塞内加尔（Senegal）地区建立黄金与奴隶贸易。

此后，葡萄牙人航海的足迹越来越远。1487年，迪亚士（Dias）发现了非洲南端的「好望角」。1498年，达伽马（Da Gama）绕过好望角，发现了前往印度的新航线。

◆ 1497年7月达伽马从葡萄牙出发，途径加纳利群岛、好望角、莫桑比克等地区，在1498年5月到达印度西南部的卡利卡特（Calicut）。此后，葡萄牙人和印度人进行香料贸易，再将香料贩卖到欧洲，积累了大量资本。

16世纪时，葡萄牙的触角从非洲伸向了亚洲地区。1511年占据马六甲，1543年登陆日本，1553年占据澳门。

然而，葡萄牙的胃口太过庞大，以至于自己都无法完全「咀嚼」。

在葡萄牙迅速崛起的过程中，西班牙也在积极竞争。

葡萄牙光复之后，西班牙也于1479年成立，并在1492年彻底完成光复。

逐步强大起来的西班牙，自然不会错过海外殖民的机会。

1492年西班牙航海家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西班牙进入海外殖民的时代。

强大起来的西班牙想要和葡萄牙划分世界，两国在1494年签订《托德西利亚斯条约》（Tratado de Tordesillas）。

◆ 1494年6月，葡萄牙和西班牙在教宗亚历山大六世的调解之下，罔顾其他西欧国家的存在，于西班牙托德西利亚斯小镇签订了瓜分世界的条约。该条约将1493年教皇规定的子午线（紫色虚线）向西移动270里格，以新的子午线（途中紫色实线）为界，西边归西班牙，东边归葡萄牙。

由于在美洲并没有找到所需的香料，受制于该条约的西班牙，只能寻找新的前往亚洲的航线。

1519年，葡萄牙人麦哲伦（Magellan）在西班牙王室的资助下，从西班牙出发向西航行，想要寻找另一条（不同于葡萄牙）到香料群岛（今属于印度尼西亚）的航海路线，最终阴差阳错完成了全球航行。

◆ 麦哲伦曾效力于葡萄牙，但在1513年清剿海盗时一条腿落下残疾，向国王请求增加俸禄无果，离开自己的职位。1517年，麦哲伦前往西班牙。1518年3月和西班牙王室签订航海协议。1519年9月20日，麦哲伦从西班牙出发向西航行。然而，1521年4月27日登陆菲律宾麦克坦岛（Mactan Island）时，舰队和当地土著发生冲突，麦哲伦被反抗的土著杀死。麦哲伦死后，他的舰队由埃尔卡诺（Juan Sebastián Elcano）指挥，完成了全球航行。

一系列的地理大发现促进了西班牙的殖民活动。16世纪时，西班牙殖民地巅峰时期的领土遍布欧洲、非洲、亚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比英国更早号称「日不落帝国」。直到1588年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被英国打败，西班牙的地位才逐渐开始衰落。

继西班牙的地理探索之后，英国、法国、荷兰也在16世纪末陆续完成环球航行。从此，海外殖民、航海贸易，成为这些国家新型的扩张模式。

15世纪葡萄牙的地理探索、海外殖民，开启了人类的大航海时代。

16世纪多个国家全球航行的完成，让人类进入了全球航海贸易时代。

而当时的明朝，虽然一味想要海禁，却禁不住这汹涌的时代潮流。

1517年，葡萄牙人通过海路率先到达中国沿海，此后西班牙、荷兰等国也陆续到达。

这些国家对中国的丝绸、陶瓷等需求量很大，开始和中国进行海上贸易。但因为海禁，当时的很多贸易并未经过官方许可，只能以走私的方式实现。

于是，国外商人对中国沿海官员进行贿赂，购买商品之后从无人管制的海岸离开，或者在无人管制的岛屿继续交易。

如今浙江舟山的六横岛（当时称为「双屿岛」），在16世纪中叶是中国海外贸易的繁华之地，每天往来船只1200多艘。

因为很多商品只能走私，故而价格水涨船高。沿海商人在高额利润的诱惑之下铤而走险，从事走私贸易的商人越来越多。

这就导致了嘉靖时期更为严厉的海禁政策，以及对走私活动的严酷镇压活动。

1547年，朱纨被任命为浙江、福建两省提督，负责海防军务、对抗倭寇。

1548、1549年，朱纨帅兵对双屿岛、金门岛的海商进行治理，数百海商被杀，其余逃亡。

军事治理后，采取了「十户连坐」的「牌甲法」政策。十户为牌，轮流监督，但凡有一户走私，其余九户都要承担责任。

◆ 朱纨领兵剿灭双屿岛海商之后，用木石堵住该港口，同时毁掉该岛的房屋、船只。然而，双屿岛的海商多为闽浙居民，一些海商和闽浙世家大族有关联。朱纨虽完成朝廷使命，但得罪了闽浙世家大族，闽浙人民也多有怨言。于是，闽浙世家大族联合当地官员告朱纨滥用职权、滥杀无辜。1550年，嘉靖皇帝下令逮捕朱纨，朱纨服毒自杀。临死前，朱纨说：「纵天子不欲死我，闽、浙人必杀我。吾死，自决之，不须人也。」（《明史·卷205》）朱纨死后，海盗更盛。图为宁波博物馆展示的「海禁与抗倭双屿港的命运」模型。

图片来源：搜狐

此策一出，原本从事非法秘密走私的部分商人，直接变为进行公开掠夺的海盗。

因此，海盗的出现，是明朝官方海禁政策和全球航海贸易时代冲突下的产物。

在海外贸易不被官方许可的情况下，商人只能通过走私、海盗的形式，来获取利润、维持生活。

其实，海盗之中也不乏有识之人。汪直认为自己当海盗的目的是：「要挟官府，开港通市。」

只不过，明朝统治者出于对其统治的维护，是很难被威胁的。

然而，明朝海禁影响的不仅是明朝的统治，更影响了中国从古代到近现代社会的过渡。

海禁与现代化机遇的错失

西欧国家因贸易需求而航海，明清则因反对海外贸易而海禁。其结果，天壤之别。

前者通过航海贸易而逐步强大，明清因为海禁而闭关自守、日趋衰微。

明清统治者对于航海贸易的意义，整体上处于「沉睡状态」，这从嘉靖皇帝处置海盗汪直就可见一斑。

嘉靖帝曾派胡宗宪招降过海盗汪直，汪直给出的条件是要求朝廷能够通商互市。

然而，在汪直投降之后，等来的不是朝廷的通商互市，而是自己的死期。

胡宗宪对汪直的判决是：

「直等勾引倭夷，肆行攻劫，东南绎骚，海宇震动，臣等用间遣谍，始能诱获。」（《明世宗实录·卷478》）

嘉靖帝给汪直所下的诏书是：

「直背华勾夷，罪逆深重，命就彼枭示。」（《明世宗实录·卷478》）

从宣判书和诏书可见，汪直最严重的罪行其实是背弃华夏、勾结蛮夷。这是古老的华夷之辩在明朝统治者心中的延续，也是明朝官方长期不支持海外贸易的心理背景之一。

◆ 日本长崎县平户市松浦史料博物馆外竖立着一座雕像，这座雕像就是明朝统治者痛恨的海盗——汪直（日本人称为王直）。1540年左右，汪直曾前往日本经商，贩卖硝黄丝棉等违禁物品。1542年，日本豪族松浦隆信邀请汪直到日本以平户岛（今属于长崎）为基地，开展海上贸易。后来，汪直将火枪传入日本。日本人纪念汪直，一是因为他的贸易贡献，二是因为他传播火枪。

图片来源：‍‍‍‍知乎用户@赵学浩

此前郑和下西洋看似开明，实则暗藏隐患。

这种朝贡贸易并未给明朝带来实际的经济效益，反而因为厚往薄来给明朝带来经济负担。厚往薄来的背后，就是华夷之辩心理在作祟。访问诸国，其实是在展示大明朝的威严。

早在春秋时期，就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左传·成公四年》）的说法。朱元璋说：「胡元入主中国，夷狄腥膻，污染华夏，学校废驰，人纪荡然。」（《明太祖实录·卷46》）

◆ 「华夷之辩」是一种典型的「中华中心主义」——天子居于中央，内臣、外臣处于外围，其他朝贡国处于外围的外围，再往外就是没有开化的蛮夷国家。

图片来源：Wikipedia

除了防范倭寇、维护传统社会稳定等因素，这种华夷之辩心理也是海禁政策的原因之一。

基于这种文化优越感的心理，导致明朝统治者对别国采取一种防范的心态。

不可否认，海禁政策曾一度有利于边境的安全，对于防范倭寇产生过有利作用。

但长期的、严厉的海禁，甚至是军事镇压民间走私，则逼迫商人为盗，导致民间和朝廷错失了对外贸易的机会。

直到1567年明穆宗隆庆帝即位时，明朝海禁政策才有所松动，史称「隆庆开关」。

据统计，从1567年到1644年之间，流入明朝的白银数量为3亿3千万两，大约相当于世界白银总量的1/3。

如果明朝前期、中期没有海禁，中国的海外贸易有可能更为繁荣。

但是，隆庆开关其实只开放了福建漳州府月港这一个小港口，其余地方仍然处于海禁状态。而且即便在月港，也不允许和日本进行贸易。海禁仍然是统治者贸易政策的主导。

清朝延续了明朝的海禁政策，甚至更为严厉。

清初的海禁，主要是防止郑成功和明朝旧部勾结。

康熙帝收复台湾之后，海禁取消，设立闽、粤、江、浙四大海关。

但这一政策持续并不久，因为开海禁又重新导致了沿海倭寇之患以及西方势力的入侵。

1716年，康熙帝又重新实施海禁政策。此番海禁，不仅禁止贸易，也禁止百姓下海捕鱼。

雍正帝时，闽、粤、江、浙海关一度重新开放，但乾隆时期因洪任辉事件影响，只开放广州口岸，史称「一口通商」。

直到鸦片战争以前，清朝都延续着这一政策，并且制定了一系列的针对外国人的防范政策，如增加征税、禁止国外商人在广州过冬、禁止五谷和金银出洋等。

清朝的海盗政策同样导致了严重的海盗问题，18世纪末的郑七、郑一、张保、蔡牵等大型海盗集团，兵力达数万，战舰近千艘。

清朝中期的海禁，除了出于沿海安全考虑，另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是「华夷之辩」所造成的文化心理的影响。

1793年，英国人乔治·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访问中国，和乾隆皇帝协商开放口岸进行贸易。但乾隆皇帝认为英国人目的不纯，只是为了减少关税，因此拒绝了马戛尔尼的请求。乾隆皇帝说：

「天朝上国，物产丰盈，本不必与外夷互通有无。」

◆ 图为马戛尔尼使团成员威廉·亚历山大（William Alexander）所绘乾隆在承德接见使团的场景，马夏尔尼副使之子、年仅12岁的托马斯·斯当东（Thomas Staunton）向乾隆单膝下跪，接受礼物。乔治·马戛尔尼（1737—1806）是英国政治家，1792年9月以向乾隆祝寿为名出使中国。1793年8月抵达北京，9月抵达承德觐见乾隆。觐见时，马戛尔尼因礼仪问题和乾隆产生争执。最终，马戛尔尼没有采取中国的跪拜礼仪，而是采用了单膝跪地礼仪。

图片来源：CHINASAGE

直到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人可能还沉睡在这种「天朝上国」的美梦里。

自以为是的经济自足，自视甚高的文化优越感，让清朝时期的中国，逐渐落后于西欧国家的发展节奏。

15世纪到17世纪的航海贸易之后，西欧各国积攒大量资本，为18世纪的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此后，人类迎来了技术爆炸的19世纪和20世纪。

然而，海禁却让明清两朝错过了大力发展航海贸易的机会。在新的时代潮流面前，明清的统治者偏于保守，对外国人防范心理很重，对航海贸易的不确定性充满担忧。

此外，海禁还导致了明清时期中国近海海权的逐步丧失，并导致中国错过了远海海权的争夺，引发了今日的南海问题和钓鱼岛问题等。

当然，中国并非唯一实施闭关锁国政策的国家。

江户时代的日本，也实施了严格的海禁政策。江户幕府（也称为「德川幕府」）只允许日本人和中国、朝鲜等少数几个国家贸易，驱逐其他国家的商人、传教士，而且只开放了长崎作为通商口岸。

直到1853年黑船事件之后，日本才被迫结束闭关锁国。

日本的海禁政策和明清如出一辙，而且同样导致日本错过了航海贸易的最佳机会。

不同的是，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开始走上强国之路，而当时的中国则没能通过洋务运动真正强大起来，现代化进程被迫放缓。

历史证明，闭关自守只能被时代的巨浪掀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