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赠书 | 人类历史上有哪些让人跪服的战略之道？

2021-10-111363次阅读

周末阅读

今天智谷君给大家推荐的这本《王志纲论战略：关键阶段的重大抉择》，是中国民间极负盛名的智库-智纲智库创始人王志纲（被称为对社会经济有重大影响力的市场化民间学者与意见领袖）近30年战略实践的首次系统战略思想输出。

上千政企案例积淀，是你解读中国、研究中国的鲜活读本，助你在风云变幻的市场中把好方向，掌握自己的命运。

结合文内观点留言参与讨论，我们将综合留言质量，送出3本本期推荐书目《王志纲论战略》，祝您阅读愉快！

◎作者 | 王志纲，中国著名战略咨询领域专家，是90年代早期我国本土战略咨询的开创者和领军人物。

《王志纲论战略：关键阶段的重大抉择》

王志纲著

2021年8月出版

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分社

（本文节选自《王志纲论战略》一书序言部分，有删减）

什么是战略？

这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也是一个战略满天飞的时代，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战略成了一个谁都可以讲两句的普适性话题：广告公司说自己做的是营销战略，数据处理与分析公司说自己做的是IT战略，企业的兼并重组是并购战略，产品的迭代叫产品战略，快速扩张叫增长战略……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战略的外延不断扩张同时，其内涵也变得模糊不清。

在一些场合，战略和计划、方向和指南划上等号；但在另一些场合，战略又和愿景、抱负与价值观等同；在很多互联网公司中，战略着重于模式、技术、产品层面的创新。对于咨询公司而言，尤其是某些拾西方理论之牙慧的中国公司，战略被狭义的理解为一个又一个的PPT，复杂的矩阵模型和一大串拗口的理论。

上诉种种是战略吗？从某种角度上来说，都算是。

但如果一个词泛化到无所不包，它本身的价值就很值得商榷了。

定意太过于模糊的后果，导致即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不同情境下，对“战略”一词的解读都有所不同，这也为理解战略带来了不少困难。

战略门前熙熙攘攘，虽然略显纷乱，但我觉得倒不是什么坏事。战略成风的背后，起码说明社会逐渐认可了战略的重要性，这本身就是进步。

究竟什么是战略？结合我四十年知人阅世的经验和上千政企客户积累的咨询实践来看，我认为：“所谓战略，就是在面临关键阶段的重大抉择时，如何做正确的事以及正确的做事”。

如果这个定义还有些抽象，那么下面的这个小故事，或许会对你有所启发：

从前，有一个叫丁的厨师，极擅宰牛，梁惠王知道后，便请他来展示。

庖丁宰牛剔肉时，凡是手碰、肩靠、脚踩、膝顶之处，都发出淅沥沥的响声，挥刀一刺，骨肉分开。姿势之优美，犹如古舞《桑林》；声音之动听，犹如古乐《咸池》。

梁惠王啧啧称奇：“技术怎么能达到如此神奇的境地呢？”

面对梁惠王的疑问，庖丁答道：“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

“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游刃必有余地”，这不仅是庖丁神乎其神的厨艺，更是一个关于战略的精妙比喻。

战略就是一把以哲学观为刀柄，方法论为刀刃的“解牛”刀，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在关键阶段的重大选择上，只要用好这把“解牛”刀，就会让困难与迷思迎刃而解。

战略的伟力

纵观世界历史，无论中外，每逢“千年未遇之变局”，总能出现战略这把“解牛刀”的身影。越到关键时刻的重大抉择，战略的重要性就越发凸显。

正所谓成也战略，败也战略，一个极佳的战略足以为破局带来曙光，一个糟糕的战略也会让败局难以逆转。

小到一个个体、一个部落的物竞天择，中到一个组织、一个企业的优胜劣汰，大到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生存竞争和发展抉择的战略智慧从来都贯穿其中。

春秋战国，纷争不断，最终西部边境秦国灭六国、实现大一统，靠的就是清晰的战略思维，奋六世之余烈，以商鞅变法夯实强国之基、以连横逐个击破六国合纵、以求贤令广罗天下人才共商霸业。

公元前5世纪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被称为“古代世界大战”），占据霸主地位的雅典动员了几乎所有的希腊城邦参战，原本胜券在握的雅典，却因为缺乏正确的战略方针，前后打了近三十年，倾尽国力，最终还是败给斯巴达，辉煌的希腊文明遂步入衰落。

二战期间的法国，即便拥有固若金汤的马奇诺防线，却因错误预判与无战略指引，只得落得形同虚设，倘若不是丘吉尔发动的“美国入伙和抵抗到底”战略，只怕法国全境将沦为德国附属。

在中国近代史上，共产党在力量对比极其悬殊的情况下击败国民党，实现了以弱胜强的奇迹。这一胜利离不开毛泽东对中国的深刻认识、正确的战略方向指引和审时度势的战略调整。

1938年春，在陕西延安一间简陋的窑洞里，毛泽东在撰写《论持久战》。

毛泽东作为一名伟大的战略家，不管是其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的恢宏气度，还是其世界观、方法论的科学性和进步性，亦或是就其战争实践范围的深度、广度和复杂程度，都堪称战略史上的高峰。

毛泽东之后，中国的另一位大战略家莫过于邓小平。

他的一生同样传奇，年少游学，半生戎马，三落三起，平乱求治，在中国即将被“开除球籍”的危难关头，邓小平以无与伦比的勇气与智慧，果断推行改革事业,改变并创造了一个时代，为今天的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本质上来说，改革开放也是一场战略驱动的伟大革命：转“备战备荒”思维为“和平与发展”思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并创造性的提出一国两制，解决港澳问题……这一系列大政方针，无不闪烁着战略的光芒。

正如我在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时写的《邓公的遗产》一文中所讲的那样，贯穿邓小平思想最核心的三点：尊重人性，尊重常识，顺应规律。这既是一位伟大战略家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也标志着一个千帆竞逐、百舸争流的伟大战略时代正在到来。

战略与“海”

今天我们能坐下来，聊战略，首先离不开“海”的滋养。

当下的年轻人们，对“下海”一词可能很陌生，毕竟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早已渗透到每个人的生活中。但如果时间回溯到半个多世纪前，“海”可是讳莫如深的存在，当时的中国虽已走出帝制，但依旧处于高度僵化的社会经济体制中，个体几乎没有任何的选择空间，连自由迁徙都不可能，更遑论自由择业。

除了一少部分人能上工农兵大学和当兵之外，大多数年轻人，就算有再大的雄心壮志也无路可走。这望不到头的平庸岁月和深刻的无力感，曾令二十岁出头的我倍感绝望，甚至放声痛哭，这些都是现在年轻人无法想象的。

邓小平的复出，给我们这代人带来命运的转机。从恢复高考开始，选学校、选志愿、选职业、选城市，我们逐渐有了人生的选择权，中国这艘大船也扭转了方向，体制外的力量——“海”，第一次出现在世人面前。

彼时的“海”，虽然只是作为体制内的补充和点缀，但毕竟有了一点自由活动的空隙。那批最早“下海”的“船长”们，要么政治上失意，要么就是胆大包天的流氓无产者，要么就是穷途末路。一条破船下海，能开到哪里都不清楚，只是权宜之计，随波逐流罢了。

到了1992年，面对西方的经济制裁，和国内一些人想走回头路的倾向，邓小平开始了第二次南巡，并发表了石破天惊的讲话，推动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不归路，中国的“海”才初步形成。

这时，改革开放已经有了14年的积淀，再加上领导层的推动，这片初露端倪的“海”，迅速由浅海滩涂变成了滔天巨浪。

奔流激荡的大势，给每个人提供了改写命运的无限可能，越来越多的人义无反顾地一头扎进海中，一个从未有过的大自由、大解放时代到来了。

随着社会发展到如今，开放度越来越高，个体的自由度也越来越高，每个人都能把握自己命运的风帆，能决定自己唱什么歌，走什么路，爱什么人；能自由择业，自由迁徙，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自由生活。“海”已经成为每个人生活的常态，自然也就不再有“下海”一说了。

为什么战略离不开“海”？因为在我看来，战略的前提是自由。没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战略根本无从谈起。

在自由不彰的年代，战略只是服务于极少数的统治者和军事家的“奢侈品”，与普罗大众无缘。

对于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农而言，战略是远在天边的云彩，柴米油盐、苛捐杂税才是每天都要面对的实际问题。

对于长期依附统治阶层的知识分子而言，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他们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更无所谓战略。

因此，没有自由，就没有战略。只有纵身入海，充分释放人们选择的自由，战略才有发挥的空间；当不管国家、企业还是个人，都开始思考“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和我将要向哪里去”这些问题时，曾经贵为“王谢堂前燕”的战略，才真正飞入了千千万万的寻常百姓家。

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中，入“海”最深，最先触及战略问题的，当属新兴的企业家群体，其中的代表人物，当属广东籍企业家。

建国之后的30年，计划经济占主导地位，不承认商品经济，更谈不上商品经济的主体——企业家。凭借改革开放试验田的先发效应，广东模式在全国攻城略地、势如破竹，广东企业家也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明星。客居南粤数十年，我对他们的认识尤其深刻。

他们大多是极度的实用主义者，很少考虑三步之外的事情。即使是那些昔日与智库合作的老板也不例外，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解决问题，而且要求吹糠见米式的解决问题。

这些年来，很多和我合作的广东老板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如坊间耳熟能详的碧桂园、星河湾等，但外人只看到了市场营销或者产品打造等冰山一角，殊不知背后是一套完整的战略体系，即使是当事人，虽然切实感受到了战略这把“解牛刀”的锋利，但往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这种“敏于行而拙于思”的特点，不仅仅代表了广东，更代表了一个时代。广东老板亦是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的缩影。他们并非不懂战略，相反，他们深谙战略，但更多是基于生存智慧与人性洞察之上的个性化战略。

比如说我的老朋友长隆集团创始人苏志刚,他的战略总结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扮猪吃老虎”，低调再低调，绝不惹是生非，也从不避讳自己的农民出身；第二“力不到不为财”，在复杂的环境中只相信自己，亲力亲为，以拙破巧；第三“拿来主义”，在全世界考察好的项目和经营模式，然后扩大五倍、十倍移植回来，通过“巨国市场”和“规模效应”，实现超常规的增长。这种简单但务实的战略判断，暗合了国家的发展潮流，也支撑起了长隆的成功。

作为老一代里最具战略眼光的企业家，柳传志和任正非身上，均有着极高明的战略智慧。现在尽管坊间对联想颇有诟病，对华为又捧得略高，但并不妨碍这两位创始人的战略家地位。

联想诞生于环境复杂，龙蛇出没的北京，在这种背景下，柳传志首先考虑的必然是生存问题，活下来才是硬道理，“技工贸”也好，“贸工技”也罢，都要围绕“活下来”这个最高目标而服务。君不见，多少名噪一时的枭雄，都在北京这片土地上栽了大跟头，像柳总这样太极圆融，明哲保身，已经极不容易。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不同的水土也孕育了不同的战略选择。像任正非这种日鼓鼓的贵州人性格，在北京势必很难生存，但在深圳这样相对宽松的生存环境下，华为反而成长为世界级的企业。

华为的成功背后，任正非本人的战略眼光是一大重要原因，其源头上摆脱了商学院式的理论框架，既有观察现实世界、不断实践的人性感悟，也有横贯东西方的科学和哲学洞察。

但纵使高明如任正非，华为早期的企业实践，同样是基于任正非的人生经验、人性想象和非系统的学习之上的“零敲碎打”。直到花重金引入西方咨询公司，把极盛时期美国的大企业管理经验悉数吸收，进行了全面的组织变革，华为才真正具备了现代企业的基因，成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典范。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老一辈企业家的战略，更多体现为朴素的人生智慧，充满了“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的实用主义色彩。他们精于对复杂人性的动态把握，对政治风向和商业机会的敏锐洞察，而失之于完整的框架构建和长远的战略安排。

当然，我并没有对他们进行任何道德评判的企图，相反，对他们奋不顾身的勇气与坚韧不拔的毅力，我深表叹服，并怀有敬意。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鸟儿，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歌谣。中国特有的生存环境，考验着他们的生存智慧，也促生了他们独特的战略思维。

这些白手起家的企业家们，或许并不知道未来之路通往何处，也无暇思考战略这样宏大的命题，他们唯一知道的是：无论用怎样的手段，必须从失败者的尸骸中杀出一条血路来。在他们身上，人性的三大特点：贪婪、侥幸、虚荣表现的淋漓尽致。

正是这群出生于草莽的枭雄们，改写了中国没有企业家的历史，也改变了中国几千年延续下来的价值观，最大限度地张扬了人类的本性，充分释放了人类的潜能，他们是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奇迹的原动力与“火车头”。

与老一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一代企业家，尤其是发迹于互联网时代的商业明星们。

在过去20年内，中国抓住了信息时代和全球化的历史性机会，阿里、腾讯、百度、乃至新近如小米、美团、字节跳动、拼多多等一大批迥异于先辈们的巨型公司纷纷崛起。其企业发展之迅猛，对社会影响之深刻，大有席卷八荒、气吞万里之势。

细究这批新一代企业家的思维轨迹，能看出与老一辈企业家的明显不同，相比于老一代企业家改变命运，发家致富的强烈愿望，他们更注重于对自我认知、个人成长、商业逻辑、世界本源和运行规律的思考，具有更加系统的战略思维。

纵观新一代企业家所涉足的领域，大致上也经历了从模仿到创新的转变。

从最初的搜索引擎、电商、支付，再到熟人社交、网约车、线上外卖等行业，无不是对标美国的复制品。

而到了今天，中国正在逐渐引领世界，模式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层出不穷，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无师可学怎么办？这就要求企业家必须更加重视“务虚”，要对战略有一种强烈的追求、敬畏和推崇。如果说老一代企业家是在水流湍急、暗礁丛生的江河中挣扎求存，那么新一代企业家就是在没有航标的陌生水域上乘风破浪。对他们而言，战略显得愈发重要。

有趣的是，伴随着“海”的扩张，战略的季风从体制外吹到了体制内。除了企业家需要买战略，很多政府官员同样要买战略。和企业家对战略半信半疑、难以物尽其用不同，执政者推动战略的手段可谓是雷霆万钧，其调动资源的能力更强，眼光更为长远，效果也更为显著。

近二十年间“城市战略”勃兴的背后，是中国浩浩荡荡的城市化浪潮。随着各种新产业形态的急剧嬗变，政府职能的日益转型，区域竞争的逐渐加强，一座座城市飞速崛起与扩张。如何抓住城市化的历史机遇，不辜负时代的使命，提升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竞争力，已成为每一个有历史责任感的政府官员们的共识。在这样的背景下，而智纲智库作为一家民营智库，有幸参与到这场浩浩荡荡的城市化大潮中，并贡献了一份力量。

回顾四十年时代变迁，不管是老一辈企业家的生存战略，还是新一辈企业家的创新战略，乃至地方区域发展战略，都在不断转型：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如履薄冰地走出计划经济的笼子，胆大心细即是战略的核心；短缺时代，拿到批文和土地，做出产品即是战略的核心；加入WTO，打开国际市场渠道即是战略核心。

而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很多人还停留在以所谓“实力”和“规模”认知中国的层面。殊不知，当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独特的政治、经济、社会系统时，企业、城市甚至个人成长的战略，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曾经出现相当多的短期行为，各种形式的寻租甚至“裸官”现象，显示出社会性的不安全感。

然而四十年的持续增长，特别是举世瞩目的扶贫成就，令社会对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的合法性得以充分确认，中国政府也因而具有了世界第一的社会动员能力，这在割裂分化的西方看来，已是难以想象和无法比肩。

同时，中国拥有最大的产业和消费规模已经无人质疑，然而在这个规模经济之上，还有三个世界一流的系统在高速运转：

一是依托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交通网络建立起来的流通体系；
二是依托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网络数字平台建立起来的信息网络；
三是依托政府治理体系建立起来的世界一流的公共服务网络。

这三大系统，将令任何一个企业、城市或个人的努力与世界性的需求组织在一起，在这个巨大而独特的经济系统中，专业主义将代替粗制滥造，长期主义将代替跟风口，个性追求将代替随波逐流，长跑冠军将替代弯道超车成为时代的英雄。

“野蛮增长”的时代及其富于那个时代特色的战略已经成为过去式。每个城市、企业和个人，都面临全新的航海图，需要以全新的价值观和成长逻辑重新梳理自己的战略：

公平和效率的巨大天平，时隔半个世纪，即将再度回摆，从效率优先、利字当头转变为公平优先、共同富裕，在这个过程中，势必会倒下一批企业，也会崛起一批新时代的弄潮儿，没有谁对谁错，大家都有自己的道理，但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

立足当下，最大的道理就是：公平的重要性会得到持续、全方位的加强，以促进全体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如果战略眼光触及不到这一层面，那么下一个被时代浪潮所淹没的，很可能就是你。

知行合一的战略之路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战略之道亦非一蹴而就。多年以来，不少人都问过我一个问题：“从学者、记者、到房地产、区域战略，企业战略，从事这么多行业，你最根本的诀窍是什么？”

其实答案很简单，不管是做学问、当记者还是办智库，面对任何问题，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一套科学的方法。在我看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一个人如果掌握了方法论，就能够事半功倍，少走很多弯路。我所践行的，正是这样一条将认识、方法与实践有机结合、知行合一的战略之路。

成百上千次的临床经验才培养出好医生，要想成为优秀的战略咨询师也同样如此。

智纲智库成立近三十年以来，我们几乎参与到中国所有区域的发展探索和战略制定，也参与了众多企业发展战略的制定和推进，很多客户通过智纲智库的策划服务实现了质的突破。

我们有幸与引领这个时代许多真正的精英相逢，每一次相逢，都是难得的成长台阶，都是一场彼此激荡、教学相长的对话。我们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成长、蜕变。

马克思有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但问题在于改造世界。”

作为一家战略咨询机构，我们尚不敢言对世界造成了多大的改变，但在这条知行合一的战略之路上，智纲智库已经坚持了近三十年，累计服务上千家政企客户，也做了不少有一定社会影响力、尚能拿得出手而不至于脸红的案例。

更重要的是，在这面旗帜下，凝聚起了一支上百人规模的核心团队。

如今，智库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成都均设有分部，沉淀十载、二十载的合伙人比比皆是，其中很多人都是一毕业即加入智库，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从一介书生变成了身经百战的骁将。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最终走向一个时代，这可以说是我最大的幸运了。

智纲智库“全家福”

一本写给未来的书

作为一家根植于中国本土的咨询公司，早在十多年前，我就提出把智纲智库“打造为中国最好的战略思想库”的愿景，但我也深知要达到这个目标不是那么简单的，需要长期的积累，更要跟国运相结合，如果中国不成为世界一流国家，中国的智库也很难进入世界一流智库的行列。

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和其他追求效益最大化的咨询公司相比，智纲智库一直以来都坚持价值最大化，遵循“既是公司，又不是公司”的原则，首先我们是公司，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智库不能实现财富独立，观点独立就是一句空话，让员工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是财务独立的直接表现。其次，我们不是公司，强调智库的研究属性，做业务的同时，尽可能进行一些理论、思想和文化上的探索，并且一以贯之。

二十多年来，我们也有幸沉淀下了一些东西，并整理成书奉献给社会，不知不觉间，竟已出版了二十余本之多。

稍显遗憾地是，之前的智库战略文集更多带有“策划实录”的性质，不少以业务为导向，而我本人一直想做一些“不为稻粱谋”的工作，提炼、概括、总结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随着年岁渐长，逐渐感觉到了时候，再加上华章出版社的大力邀请，乃至“时时追讨”，历时两年有余，五易其稿，终于写完了这本书。

两年写作时间的背后，是我大半生以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历万端事、阅万般人的战略实践和思考。书中总结了我对于世界的系统性看法，概括了我面对棘手问题和复杂局面时所践行的方法论，也是我对自己人生知行合一的思考与总结。

平心而论，这本书并不好写，“任何一个体系凡是自洽的，必是不完全的”。书中关于战略的论述也难免有不完善、不客观之处。

战略实践过程中，有太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微妙玄机，一旦付诸笔端，归纳总结，难免就会有遗漏、重复和变形，且本书并非标准意义上的学术著作，不仅没有深奥的专业术语和特意创造的专用名词，也没有密密麻麻的参考文献和学院派奉为圭臬的引证和注释，更看不到很“学术”的数学模型和量化分析，在有的地方逻辑衔接也比较松散。毋庸讳言，这些缺点都是存在的。

但作为咨询业的一分子，我们和学者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有着极为丰富的实践经验。

我们不仅能看得清山道、水流和潮向，还亲身爬过山、涉过水，知道怎么攀岩、如何探路。对于学者们来说，战略是一种精雕细凿的理论，用推演、数理、逻辑的方法，把思想变成规范的学术。但对于我们来说，战略不是高束于阁楼之上的学问，而是生动的，复杂的，日复一日的实践。

在实践过程中，我们既有了对中国国情和宏观走势的深刻把握，又有了对企业和市场的熟悉与感悟，还学习了对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源的独特理解与整合方式。通过不断地与时俱进，我们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了自己的主观世界。

多年来，我经常和团队说：“不管我们做了多少业务、完成了多少项目、赚了多少钱，几十年后都会成为过眼烟云，智纲智库就像是一锅老汤，我们在攻克一个个项目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往汤里加入各种各样新鲜而有营养的食材，不断地熬制这锅“老汤”。肉终究有一天会吃光，但最后剩下的这锅中国之汤、时代之汤、历史之汤，将会煎熬出多少东方式战略的精华！这才是智纲智库真正价值之所在。”

本书所试图呈现给大家的，正是这锅归纳、提炼、梳理三十年的老汤。本书所凝结的，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经验，也不仅仅是一个团队的智慧，更有整个时代的沧海桑田，风云际会。

因此，这本书可能读起来没那么轻松，不是吹糠见米就能有所收获的。想要读透，要静下心来，可能还要多花点功夫。一些尚未步入社会的大学生初读本书时，或许会不得其门而入，而那些百战归来的将军们往往会在翻阅时有所领悟。

无论您来自何方，年龄多大，从事什么工作，如果我们这些历经时间洗礼的经验之谈，能够对你有一些启发和帮助，或者能帮助你寻找规律，增长经验，看到更多人生和事业的风景，也算不枉笔墨。

而我所衷心希望的，并不是本书有多么大红大紫，而是在百年后乃至更远的时间长河里，这些文字依然能够有些许的参考价值，彼时的阅读者，透过纸张，能看到大时代风云变幻中，一代人的思考结晶和战略选择。

借《战略》即将付梓之际，写下这些话，愿与广大读者共勉。（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