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中国开年的第一个关键词

社会治理在2020年的开年成为第一个关键词。

1月1日出版的今年第1期《求是》杂志发表了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论述文章。

21世纪迈入第三个10年，回顾跨越两个世纪的社会治理发展历程，我们既感慨于历史变革所迸发的前进力量，也不禁再次将目光投向广袤的农村大地。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央一号文件”已经连续16年聚焦“三农问题”。历史和实践早已证明，关注中国的命运和未来，要先从研究农村和农民开始。

“同大多数中国农村一样，这个村庄正经历着一个巨大的变迁过程。”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1938年在《江村经济》前言中写下的这句话，当下用于描述中国的任何一个村庄，似乎都无不妥之处。

作为中国社会学调查的开山之作，《江村经济》以太湖南岸的开弦弓村为样本，剖析了江南农村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迁。

此后的80多年里，费孝通笔下的乡土中国，从传统的熟人社会逐渐演进为现在的陌生人社会，而时代变迁的图景和脉络之中，也深藏着中国社会的治理密码。

乡土中国的治理试验

费孝通笔下的开弦弓村坐落于太湖的东南岸。

村庄傍依在一条东西向、弓弯的小清河西侧，如从高空俯瞰，南村像张弓，北村像支箭，故成村名。

俯瞰开弦弓村，南村像张弓，北村像支箭，故成村名

1936年夏天，年轻的费孝通应姐姐费达生的邀请回到位于江苏吴江的老家。

彼时，费达生正在开弦弓村帮助农民建立“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

费孝通被这个合作社所吸引，在村里进行了两个月的田野调查。

1936年费孝通在开弦弓村调查时的留影

这个无心插柳的举动，几年后得到了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认可，费孝通藉此写就他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

马林诺夫斯基在论文的序言中写道：“没有其他作品能够如此深入地理解并以第一手材料描述了中国乡村社区的全部生活……通过熟悉一个小村落的生活，我们如在显微镜下看到了整个中国的缩影。”

然而，合作社随着抗战的爆发被迫停办，现代中国的一场乡村试验也戛然而止。

但这丝毫没有影响《江村经济》成为中国社会人类学实地调查研究的一个里程碑。

费孝通在《江村经济》和他的另一部代表作《乡土中国》中，详细阐释了中国农村乡绅治理和“长幼有序”的社会治理场景。

1956年，澳大利亚人类学家威廉·葛迪斯来到开弦弓村考察，此后海内外的研究者纷至沓来。

殊不知，开弦弓村以南130公里之外的浙江诸暨小镇，一颗影响中国基层治理半个多世纪的种子正在萌发。

时间来到上世纪60年代，浙江诸暨枫桥镇就地教育改造“四类分子”，创造出“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基层治理经验。

1963年，毛泽东对枫桥经验做出批示“要各地仿效， 经过试点，推广去做”。

此后，枫桥经验不但成为全国政法综治战线的旗帜，不同时期也被不断赋予新的内涵，一直引领我国基层治理创新，被各地仿效和借鉴，可谓是历久弥新。

诸暨枫桥派出所成为全国公安学习的标杆

枫桥经验的核心其实就是一点，发动和依靠群众。这个现在看似运动式的描述，其实暗合村民自治的理念。

同样是诞生于乡土中国的熟人社会，乡绅之治在几十年间逐渐没落，枫桥经验则在数字经济的时代大潮中得到了全新的演绎和发展。

中国农民的三大创造

历史性的创造往往产生于不经意之中。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农村就发生了两次这样意义深远的历史性变革。

“包产到户”的故事早已为世人所熟知。1978年，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为代表的中国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春风，也激发了村民自治的活力。

广西宜州合寨村在实行分田到户后，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但原来的基层组织大队、生产队也成了不管事的空架子。

乱砍滥伐、赌博闹事、偷鸡摸狗的事情层出不穷。

1980年，合寨村的农民出于社会治安管理的迫切需要，自发组建了一种全新的基层治理组织——村民委员会。

当年2月，我国第一位村民委员会主任在合寨村被选出来了，这是迄今发现的全国第一个有正式记录为依据的村民委员会。

从合寨村开始萌芽的民主制度，如选举方法、村民议事制度、村务公开、年终报告制度等等，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当中的重要内容。

作为中国农民创造的一种基层民主体制，合寨村的做法也得到了中央的重视。

广西合寨诞生了中国第一个村民委员会

两年之后，《宪法》确立了村民自治的基本原则，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我国农村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正式认可了村民委员会的合法地位。

养蚕如今是合寨村的重要产业，而有感于在开弦弓村见到的“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费孝通在《江村经济》论述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发展“乡土工业”。

改革开放之后，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快速发展，费孝通的远见卓识显示出真正的意义。

由此，在一些教材中，村民自治和包产到户、乡镇企业一道，被称为中国农民的三大历史性创造。

从以地缘和血缘为特征的传统宗族乡村自治，到国家意志不断向乡村延伸，再到国家有意识地向基层放权，乡村自治回归到了它最恰当的本色。

给朱总理上书的女商人

1999年是个特殊的年份。

改革春风吹满地，中国人民真争气，齐心合力跨世纪，一场大水没咋地。赵本山在春晚小品《昨天今天明天》的经典台词描述了这一年前后发生的大事。

相较于1998年中国南方遭遇特大洪灾和接下来世界共迎千禧之年，1999年更像一个过渡的年份。

这一年间发生的很多小事，却成为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

1999年3月30日，《人民日报》刊登《九亿农民的伟大创造》一文，断言“村民自治随着不断的发展和完善，将会更加充满活力，焕发出勃勃生机。”

此时，包括九亿农民在内的国人已无法满足于《乡土中国》中“安土重迁，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生存状态，开始主动拥抱陌生人社会。

这年夏天，42岁的女商人黄闻云正在美国旅行，导游不经意间谈论的“信用”话题击中了黄闻云内心的痛点。

黄闻云是费孝通的江苏老乡，从小在无锡长大的她学过的纺织印花，背下了两万多种色谱。

1985年，28岁的黄闻云在被深圳一家进出口贸易企业的老总挖到了深圳。

放弃铁饭碗来到深圳，正当意气风发、踌躇满志的时候，1987年公司主要负责人卷款逃走，公司还是黯然倒闭。

7年后，黄闻云创办了一家玩具企业，一位台湾商人的评价让她难以释怀：“你们只会抄，没有自己的原创。”

深受刺激的黄闻云投入巨资搞研发，产品在业界赢得了口碑，仿冒产品也随之而来。看着连防伪商标都一模一样的山寨货，黄闻云也明白了台湾老板为何会口出此言。

黄闻云说，自己最恨两件事，一是产品被假冒，二是贷款被骗。

如何建设诚信的营商环境，保护原创企业的积极性，成为她心中盘亘不去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当听到导游提到美国的信用体系时，眼睛一亮的黄闻云立即调整了行程。

她在美国走访了8个城市考察一个多月，写了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呼吁国内开展信用体系建设。1999年8月，黄闻云的这份调查报告通过信件交到了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手中。

3天之后，朱镕基作出批示，并立即召开会议，要求开展信用建设调查。我国的信用体系建设从此拉开了大幕。

因向总理上书被称为中国信用建设第一人的黄闻云

很难想象，此后延续20余年的信用体系建设，竟是发端于一个被假货深深伤害过的女企业家。

数字时代的信用重塑

1999年10月，黄闻云个人出资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共同设立课题研究小组，还曾资助专家到美国和欧洲考察研究。

当黄闻云心潮澎湃地挥写那封万言书的时候，没有人会料想到，刚刚创建不久的阿里巴巴会像她一样，对假货如此深恶痛绝、对诚信机制的需求如此迫切。

50年前，31岁的著名经济学家乔治·阿克尔罗夫发表了《柠檬市场：质量不确定和市场机制》的论文。他凭着该论文，摘取了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与其他两位经济学家一起奠定了“非对称信息学”的基础。

简言之，这个柠檬市场效应是指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往往好的商品遭受淘汰，而劣等品会逐渐占领市场。

在移动互联的陌生人社会，电商平台解决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首先要从建立买卖双方的信任入手。

阿里巴巴在成立的当年，就从1688的诚信通服务开始探索买卖双方信任关系的建立。他们引入了邓白氏企业的认证服务，引导卖家进行身份认证，从而降低买卖双方网上交易的信任成本。

事实上，这只能解决一部分信任问题。

如何既能让买家敢于付钱，又能让卖家敢于发货呢？

2003年10月18日，淘宝网首次推出支付宝服务。支付宝的担保交易有效的解决电子商务交易中的信用问题。

淘宝网在成立之初还设立了评价系统，让首次让海量的消费者获得了消费自主权、选择权、监督权，让商家持续关注并提升商品与服务，推动各行业开展更充分的市场竞争。

此后出现的芝麻信用，与商家一起合作提供让用户免缴押金即可享受的服务。如今，共享充电宝、共享单车、免押金入住酒店已经在全面推广。

“信用等于财富”理念深入人心的同时，消费者也会越来越爱惜自己的“信用羽毛”。

2019年12月12日，卖二手钢琴的孔黎明在淘宝的全天销售额近400万元，成功的秘诀只有两个字——信用。

10多年前，孔黎明在淘宝上开始卖钢琴时，并未见过真钢琴。

一次偶然的机会，在淘宝开店兼职做网页设计的她，帮朋友在自己店铺卖一次钢琴，竟然卖掉了。再试试，她又卖掉第二台、第三台……最后索性在淘宝开店卖二手钢琴。

由于钢琴价格高、整体订单量少，几个退款订单就可能大大影响店铺的退货率。也正是这个原因，孔黎明在报名淘宝的双12活动时没有通过。

多年苦心经营攒下的信用分在这个时候起到了关键作用，孔黎明的店铺因为信用分高，因此得到一些保障的权益，从而意外获得报名资格。

2019年淘宝双12期间，300多个小商家因为诚信经营的历史记录好被送入促销会场，在巨大流量的加持下切实体会到了“信用就是商机”。

数字经济的治理启示

信用分越高，诚信历史记录越好，享受的权益越多。

反解乔治·阿克尔罗夫在50年前提出的柠檬市场效应，阿里巴巴用信用机制给出了一个答案。

从费孝通写下《江村经济》到现在已有80多年，期间中国农业人口的社会比重至少减少了五成。

熟人社会的社会结构已经瓦解，陌生人社会已然来临。社会治理理念也逐步从社会管控、社会管理转向治理现代化。

如果说中国在社会治理机制方面的创新创造，都有赖于传统熟人社会的农村。那么在数字经济时代的社会治理，一定要关注土生土长的互联网平台。

去年度过20岁生日的阿里巴巴，恰好是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在互联网的最好映射样本。

黄闻云所痛恨的假货问题，不仅是中国社会乃至全世界的毒瘤，也曾是阿里巴巴最大的治理考验。

互联网并不产生假货这是个常识，但是网络四通八达的便利性，使得电商平台难以避免地成为制售假团伙的猎场。

如果说黄闻云面对的是一个或者几个人的暗算，阿里巴巴遭遇的可能是来自全球假货的不间断侵袭。

知产保护从淘宝网诞生之初就在进行，2015年，阿里创建了在业内广为效仿的平台治理部和赫赫有名的打假特战队。此后，平台治理还作为专章写入了阿里巴巴的季报。

“哪个平台真正致力于打击假货并保护消费者？在大多数人看来，无疑是阿里巴巴。”2019年7月18日，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副主席道格·柯林斯在一次听证会上语出惊人：“我发现美国平台在这方面远远落后，令人震惊”。

美国司法委员会副主席柯林斯:美国公司打假远落后于中国

假货从来不是单个国家的问题。权威报告显示，全世界每年有上万亿美元的假货在流动，约占全世界GDP的2%。

虽然明知从根本上解题只有各方联手共治这一条路，但很少有人愿意付出耐心和代价，去连结执法机关、权利人和普通消费者，把各方力量聚拢到一起。

2017年初，阿里倡议发起成立全球首个24小时无时差打假共同体、阿里打假联盟（AACA）。公开数据显示，已有超500个品牌加入阿里巴巴打假联盟，共同围剿全球假货。

去年，阿里向社会披露了假货治理的核心技术——知产保护科技大脑，这套系统24小时自动运转，96%疑似侵权链接在发布一刹那就已被秒杀。

仔细梳理阿里巴巴的打假史可以发现，除了相信技术且不信邪的把共治模式真正落地，从创意阶段开始保护品牌，是阿里在治理赋能方面的另一创举。

曾让黄闻云烦心的原创设计产品被抄袭问题，在原创保护平台得以解决。哪怕只是一张创意手稿，商家上传平台经过技术校验、第三方公证机构存证、电子备案等流程后，就可以获得电子“出生证”，一旦遭遇抄袭即可通过原创保护平台发起一键维权投诉。

技术、共治和赋能，是阿里巴巴假货治理这个命题上“越过山丘”的三个关键词。

数字治理的未来畅想

假货治理，只是阿里探索数字经济治理体系中的小小一隅。

当社会治理写入党章，数字经济和枫桥经验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人工智能技术的蓬勃发展为广泛连结社会力量、探索社会治理共同体带来了更多想象空间。

在2019年的最后一天，阿里巴巴集团安全技术总经理钱磊说，人工智能技术已全面覆盖营商环境优化、知识产权保护等百余个线上线下的治理场景。

从顾客点击下单，到商家确认发货，再到快递物流配送，每一个普通的淘宝订单背后，有1258个算法模型和3000多名安全专家时刻保障着买卖双方的交易安全。

2019年8月，阿里安全启动了一项酝酿近1年的科技共治“超级计划”。

这个名为“营商保”的项目，不仅全面整合了阿里多年来沉淀的等各项风险治理能力，还试图通过人工智能的手段协同政府部门、互联网企业、商家、消费者的力量，共同解决不合理评价、恶意索赔等困扰电商、外卖等多个互联网行业的治理难题。

阿里安全发布的2019年营商环境治理数据显示，4个月的时间内，共有260万商家主动加入了这个“超级计划”。他们化身为“人工智能训练师”，将自己在经营中的遭遇、难题和疑虑反哺到系统，以期提升人工智能的服务能力。

100多万个像孔黎明一样的中小商家，在这一年中因为信用好、品质佳获得了更好的商业机会和成长助力。

数字经济时代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治理，不但为商家带来了新的机遇，也深刻改造了传统行业，衍生出一些新的商业场景。

在枫桥经验诞生的浙江诸暨和费孝通曾经数次考察过的河南、云南的等地，随着电商直播的发展，珠宝玉石行业迎来了新风口。

然而，在电商直播兴起的初期，“付了钱收不到货，收到货出了问题”的情况屡有发生，甚至有的主播路边捡块石头就敢在直播中叫卖。

淘宝直播在信用担保交易机制的基础上，采取了“反生态”的治理策略，把商家都“关”进基地。平台联合线下市场、行业协会将治理覆盖到“人、货、场”三个维度：主播实人认证、货物入场检验、物流全链路可追溯。

2018年因为乱象丛生一度被淘宝直播亮红牌停播的某珠宝产地，采取基地化运营不到2年的时间，在假货零投诉的同时，销售额实现了翻番。

事实上，“反生态”的基地化运营并非将商家圈禁起来。这种做法的创意在于分层治理，信用记录高的商家会被允许有更高的自由度，自主选择直播场所。但如果出现违规、信用分降低的情况，商家将要重新接受基地的严格监管。

在浙江诸暨的下山湖镇，仅2018年的线上珍珠交易额就突破300亿元，在基地里做“开蚌直播”的“珍珠哥”詹鑫达，一年销售额超过2个亿。

沉寂多年的开弦弓村也开始出现电商的影子，“90后”村民姚凌超大学毕业后回村开起了网店，帮父亲开办的针织衫加工作坊销售针织衫，电商发展使家庭作坊有了更多生存空间。

姚凌超在家中分拣待发货的快递包裹

回望乡土中国发展脉络和图景，从广袤的农村大地到无限可能的数字空间，历史其实早已埋下几条细细的红线。

这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江村”，一切只是刚刚开始，道阻且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