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真正的危机是技术进步放慢

当前的美国频现多重社会矛盾与危机。

总统大选悬而未决，新冠肺炎疫情控制不住，种族抗议示威活动难以收场。

这些问题的爆发看起来有一定偶然性，实际上是美国经济社会矛盾长期积累且不断深化的结果。

其中，经济增长的趋势性放缓是一个关键因素，而导致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是技术进步速度的放慢。

美国技术进步的速度在放慢

有研究表明，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与之前的100年相比，重大科技创新明显减少，技术进步的速度在放慢。

比如说，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内涵都非常广泛，能源、交通、通讯、冶金、化工、建筑、材料、生物等领域都出现了重大创新，而且这些领域的技术进步在彼此之间产生了相互促进的作用，某一领域的技术变革会引发另一领域的技术变革，导致这一时期的技术进步持续时间长且层出不穷，对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产生全面性的影响。

相比之下，第三次工业革命主要发生在信息技术领域，由于摩尔定律的存在，该领域技术进步速度很快，但其他领域技术进步的速度相对较慢，如人类目前使用的能源、交通和建筑技术基本上仍然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物。

英国和美国一批学者仔细研究了过去200年美国专利与商标局的记录，发现在19世纪的时候，近半发明专利来自于对单一新技术的利用，而现在这一比例只有12% 。

也就是说，随着新技术出现的越来越少，现在大部分的发明专利都源于对不同现有技术的组合利用。

全要素生产率是度量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指标。

信息技术作为一种通用技术，几乎所有行业的发展都因信息技术进步而受益，但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并不明显。

美国学者罗伯特·戈登研究指出 ，1970-2014年美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速只有0.6%，仅相当于1920-1970年的三分之一，也低于1820-1870年。

戈登认为，过去50年美国确实有技术进步，但主要体现在信息技术、通讯和娱乐行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并不显著。

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的统计显示，1970年信息技术、通讯和娱乐业增加值占美国GDP的比重为5.8%，2019年该数字为7.9%。

相比之下，同期金融业增加值占美国GDP的比重从14.3%上升到21%，远远大于信息技术产业。

技术进步放慢的原因

技术进步会放慢的原因可以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来分析。

从需求侧来看，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不断试图改造世界，这是技术进步的根本推动力。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人的需求从低到高依次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种需求。

有学者把各种技术创新按照满足上述需求的发展历程做了相应划分，可以清晰地看到人类历史早期一直到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更多地是满足人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而近期以信息技术为主体的创新更多的是满足社交需求、尊重需求乃至自我实现需求。

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分为6个阶段，依次是传统社会阶段、准备起飞阶段、起飞阶段、走向成熟阶段、大众消费阶段和超越大众消费阶段。

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正是从大众消费阶段向超越大众消费阶段过渡的时期，该阶段的主要目标是提高生活质量，这和马斯洛需求模型以及相对应的发展阶段中主导技术创新的划分是吻合的。

问题在于，满足精神层面的需求对物质资源的消耗要少于满足生理和安全方面的需求，尽管人类可能因更高层次的需求被满足而主观上更加幸福，但客观上在改造自然和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科技创新确实不能和之前的时代相比。

从供给侧来看，技术进步放慢可能与政府和企业对科研投入减少有关。

美国政府对研发投入的高峰期在20世纪60年代，接近联邦预算的12%，该比例之后一路走低，目前只有4%左右。

《哈佛商业评论》的一篇文章指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企业和科学研究渐行渐远，导致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应用的难度加大。

美国企业尤其是大企业面临股东对短期盈利的需求，虽然对研发的投入仍然很大，但主要投入在“开发”上，对“研究”的投入则大大减少。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数据显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占美国企业研发支出的比例由1985年的30%下降到2015年的不足20%。

1971年，美国财富500强企业获得《研发》杂志年度创新奖的比例是41%，2006年这一数字下降到6%。

许多曾为科技进步做出重大贡献的企业研究机构如贝尔实验室、杜邦中央研究院等都大幅缩减规模甚至被关闭。

相比之下，美国的高校对研发的投入增幅很大，在美国科研和创新体系中的地位愈发重要。

但是，高校和企业的研究目的不完全一致，高校科研成果的转化率要明显低于企业。

虽然美国发达的风险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为高校和企业的桥梁，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但是大部分风险资金都投在信息和生物技术两个领域，对于其他高风险、进度难以量化的科研领域投入很少，因为风险投资在投资回报率和投资时间周期方面往往有明确的要求。

技术进步放慢的后果

在一定时期内，经济增长可以通过不断扩大要素投入来实现，但由于收入报酬递减效应的存在，这种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的速度只取决于技术进步的速度。

因此，技术进步放慢的直接后果就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放慢。

20世纪50-60年代是美国经济增长的黄金期，20年间GDP年均增速接近4%，之后的增速开始出现趋势性的放慢。

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陷入滞涨，GDP年均增速为3.2%，80年代依靠里根革命增速有所回升达到3.3%，90年代的互联网新经济使得经济增速进一步提升到3.5%，但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因为互联网泡沫破灭以及国际金融危机增速下降到1.7%，而第二个十年不考虑新冠疫情的话平均增速是2.2%，如果算上疫情可能只有1.5%。

从下图中可以看出，美国全要素生产率的走势和GDP增长态势几乎同步，从20世纪60年代的高点下行，到20世纪90年代一度走高，但之后十几年又不断走低，整体上呈长期下滑趋势。

美国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呈长期放慢趋势

资料来源：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数据用五年移动平均值进行了平滑

面对经济增速的下滑，美国试图通过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来维持经济增长，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却造成了经济发展的脱实向虚以及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

美国经济史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梳理了过去五百年来的金融危机发展史，提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是人类历史上金融危机最频繁的时期。

金融危机频繁爆发本身就会对经济的稳定和增长带来损害，而美国政府屡屡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应对危机，为下一次经济危机的到来埋下了种子，并造成经济的进一步脱实向虚以及收入分配差距显著扩大。

经济增速放缓意味着更少的新增就业机会、更慢的收入增长、更低的储蓄和更高的家庭债务。

据美联储统计，美国有40%的人口拿不出400美元应急，很多人不出来工作就没法生活，这是美国疫情难以控制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当将蛋糕做大越来越难时，处于统治地位的精英阶层会试图从蛋糕中切出更大的份额，如里根、小布什、特朗普执政期间三次大规模的减税主要受益者就是富人，结果就是继续扩大收入差距。

美国的Gini系数从20世纪60年代末的0.35一路上升到现在的0.45，远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的水平。

而经济增长放缓的另一个后果就是政府财政困境，这会带来两个问题。

一是政府的预算赤字和债务总量不断上升，导致财政风险增加。

公众持有的美国国债占GDP比重从20世纪60年代末的27%一路上升到现在的接近100%。

二是削弱政府对社会福利以及公共服务的投入能力。

如美国州和地方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占其总预算支出的比例从20世纪60年代末的超过40%下降到现在不足33%，这是美国基础教育表现欠佳的重要原因之一。

美国政府对基础领域科研的投入也力不从心，如美国曾在20世纪60年代实现人类登月的创举，现在却只能把宇航员送入近地轨道的空间站，航天飞机项目也因为经费不足而被彻底取消。

美国20世纪60年代和苏联搞军备竞赛，深陷越战泥潭，民权运动如火如荼，但美国政府通过实施“伟大社会”政策强化社会福利保障，有效缓解了社会矛盾。

原因就在于当时美国经济增长快，就业机会多，政府手里有钱。

而今天的美国政治家无力解决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反而为了选举大搞“身份政治”，造成美国国内政治极化和民粹主义上升。

美国还试图向外转嫁矛盾，造成国际秩序失序和中美关系紧张。

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发挥后发优势，充分利用了全球化带来的技术扩散效应推动了自身的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

如果美国的技术进步速度在放慢，且对方正在大力实施中美科技脱钩，我们继续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然后消化、吸收和再创新的难度将明显增加。

除了坚定不移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改革科技体制激发创新活力之外，我们还需要采取一些开创性的举措，以积极应对显著变化的外部环境，力争取得科技创新领域的突破和发展。

一是鼓励企业开展基础研究。

基础研究周期长、难度大，有很强的社会效益，政府应该成为投入的主体，过去在这方面我们投入不够，现在已经在加大力度。

但国外经验表明，企业同样可以开展基础研究，尤其是规模较大的企业。

目前，我们对企业的研究与开发活动予以同等程度支持，未来可以考虑将两者区分，对企业开展研究活动的给予更大的支持力度。

这样既可以成为政府投入的有益补充，也有利于科研成果更加迅速的转化。

二是加大对信息技术领域之外的科技创新的支持。

信息技术的发展依然有良好的前景，但是市场和资本的力量对该领域已经给予了相当多的支持，如最新公布的中国独角兽企业100强中，大部分都属于信息技术行业，其他行业的独角兽企业的核心技术和商业模式也大多是靠信息技术驱动。

而材料、能源、交通、航空航天等领域，市场和资本关注的较少，技术进步速度也相对较慢，需要政府加大投入，或引导企业加大投入。

一旦这些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对国家发展的推动作用可能不亚于信息技术产业。

三是吸引国际企业和研究机构到中国来开展颠覆式创新活动。

目前，发达国家的创新软环境相对来说确实更好，各种异想天开可能产生颠覆性影响的科技创新层出不穷。

但中国有两大优势。

一是市场规模优势。

科技创新尤其是颠覆式创新往往需要足够大的市场规模才能盈利。

例如，据说当年英法共同研发的超音速客机——协和式客机的产量必须达到100架才能实现盈亏平衡，但当时英航和法航即使在两国政府强压下也只订购了十几架，导致该飞机成本居高不下，最后不得不黯然下马。

而中国的市场规模极大，可以显著提升科技创新的潜在回报率。

二是制度优势。

颠覆式创新的另一个主要障碍是往往和现行的体制和制度不相容，而要修改这些制度可能会遭到既得利益者的阻挠。

中国的体制优势就在于，我们可以超越短期和局部利益，让颠覆式创新更快落地。

因此，我们应通过提供资金、设备、场地和宽松的人才培养和流动机制等各种鼓励政策，发挥我们的市场规模优势和制度优势，让中国成为吸引世界各国来开展颠覆式创新活动的热土，为我们实现科技领域的弯道超车创造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