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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言耸听!“佛系抗疫”的新加坡不会成为下一个武汉,反而应该成为榜样

2020-02-121087次阅读


大疫之下,一向在城市治理上备受赞扬的新加坡,这一次被骂得“狗血淋头”。 截至2月11日,新加坡已经有45例确诊病例,大陆之外排名第三。 
 
危言耸听!“佛系抗疫”的新加坡不会成为下一个武汉,反而应该成为榜样 - 得居房产资讯

偏偏他们看起来都佛系得很。在总理口中,这只是一场“大号流感”。 大街上并非人人戴着口罩,政府也没有强制要求,甚至不顾万人请愿,照常举行了元宵万人宴会,虽然只有一半人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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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请愿取消元宵宴会)
 
政府对民众的要求,只有勤洗手、量体温、有问题找医生。 

看得我真是捉急得跳脚。 这么无所谓的态度,跟“中国速度”的火神山医院,和千千万万奋斗在前线的医护人员对比,简直令人气愤。 新加坡这是放弃抵抗了吗?“佛系抗疫”的新加坡要变成下一个武汉了?
 
不过先冷静一下,这种观点也未免想得太简单了。
 
新加坡不可能成为下一个武汉。恰恰相反,当地政府应对新冠疫情的态度,值得每一个武汉政府官员好好学一学。
 
如果你花上8分多钟认真看完李显龙的全国讲话,就会发现,之所以称为“大号流感”,是新型肺炎的死亡率略高于流感,但低于SARS。
 
而在疫情爆发全程都严格按照程序办事和保持信息公开的新加坡,对外“佛系抗疫”,实则早已严防死守。
  


新加坡敢“佛系抗疫”,源于三点:
 
  • 完整披露所有病例的详细流行病学史;

  • 建立了科学的疾病爆发应对系统;

  • 全面的家庭医生制度。


1月23日,新加坡确诊首起新冠肺炎病例,是一名66岁的武汉游客。
 
随后确诊数开始逐日上升,直到2月4日出现首起本地病例。这个本地患者是中国保健产品商店永泰行的员工。而这间商店的员工及其家人都被一个中国旅行团感染了。因此,这里成为了新加坡第一个爆发新冠疫情的本地集群。
 
这些信息,我并没有花大力气去挖掘和整理,因为在政府的官网上,可以轻松地查到已经确诊病例的基本身体信息和最近的行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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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媒体例如海峡时报,也可以利用公开的资料,制作出一些可视化的图表或者应用,把这些重要信息传播给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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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时报根据公开的信息制作的传播地图)
 
另外,正因为完全公开的信息,当新加坡君悦酒店因为一场1月份的会议而成为第二个爆发点时,英国政府马上就能确认,一起本地病例来源于此,因为该病人坦白了自己家人参加过这场会议。
 
透明的信息发布,是新加坡人能“佛系抗疫”的第一大原因。
 
其次,是新加坡政府建立的“疾病爆发应对系统”(Dorscon)。我在不少文章中都看到作者提到了这个应对系统,但是似乎都对这个系统有点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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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这次新冠疫情为例,当系统信号从黄色升为橙色,意味着疫情已经在国内扩散,但仍然是可控的。很多人包括部分新加坡人,只留意前半句的国内扩散,所以连夜排队抢购方便面和厕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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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后半句的可控怎么理解呢?我看了下新加坡政府对Dorscon系统的解释。当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之后,的确学校关了,部分活动也取消了,但是政府及社会机构与医疗机构的连接也必须加强,信息公布必须更为频繁,医疗机构的警戒程度也要提高,同时也要保证基本的商业活动等。
 
也就是说,你仍然可以自主选择活动或隔离,但是一旦感觉自己有问题,一定要去看医生。医院会承担起最后的诊断和治疗责任。
 
这个过程体现了典型的系统化思维。每个人都是系统中的一个环节,根据预警信号自行调整,最终达成整个系统的常规流转。
 
这才是一个预警系统应有的价值,不是制造恐慌,不是只顾宣传“可防可控”。身处系统之内,我才能知道预警升级后我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最后,还有不得不提的一点是,新加坡有极为全面的家庭医生制度。
 
在新加坡,医疗体系是从低到高逐步上升的,不同级别的医生或者医疗机构承担着不同的责任。初级保健就是通过家庭全科医生(family GP)和私人诊所提供的。
 
根据新加坡卫生部的数据,全国大约有1700个GP诊所,可以满足80%的基本医疗需求,包括门诊、母婴、接种、体检和制药等。从2020年起,每个居民区还设立了社区医院(CHC),可为难以前往综合性医院就诊的老年人们提供及时的医疗服务。
 
如果一名新加坡人在当下出现发烧和咳嗽等症状,去找家庭医生就可以进行分流,高度怀疑是新冠肺炎的,直接转诊到综合医院,如果只是普通流感,直接开药就是了。
 
严格的分诊制,既提高了就诊的效率,也扩大了病人获取医疗资源的概率,还在第一步就减轻了大型综合医院的负担。
 
而因为有家庭医生的存在,也大大降低了居民面对身体不适的恐慌感。要不然跑去三家医院挤一挤,就交叉感染了。

 
新加坡这种“动态防疫”,对于当下的他们来说,也许是最好的处理方法。
 
正因为不是从最开始就是本地大爆发,观察传染源的动态变化,从而动态调整自己的应对措施,是减少社会成本的必要手段。
 
新加坡是不可能像武汉那样“封城”的。新加坡一个城市就是一个国家,而且还是亚洲金融中心和主要的国际贸易枢纽之一。别说一个月了,新加坡只要封城两个星期,阻断与外来经济体的联系,就足够完蛋了。
 
事实上,在前些日子的大国贸易摩擦中,只是贸易受阻,还不是停摆,就已经让新加坡2019年GDP仅增长0.7%,十年最慢。直接“封城”带来的经济后果,新加坡估计连一秒都不敢想。
 
“动态防疫”有三个重点,及时反应、提高效率,减少恐慌,缺一不可。
 
我以前写泰国的时候提过,中国是在2019年最后一天向世界卫生组织上报不明原因肺炎的。随后,海外最早发现病例的泰国在1月3日就把防疫措施铺满了四大机场。
 
实际上,新加坡行动更早。
 
新加坡在机场测量武汉乘客的体温,从1月2日就开始了。
 
1月23日,新加坡发现首例病例之后,对所有中国乘客都采取了体温检测。疫情初期,新加坡政府给每户家庭免费发放4个口罩。直到现在,如果需要,你还是可以在政府官网申领口罩。
 
2月2日,新加坡则宣布禁止所有过去14天曾到访中国大陆的乘客入境和过境。2月4日,新加坡发现首例本地人传人病例,立即将预警信号从黄色升级为橙色。
 
危言耸听!“佛系抗疫”的新加坡不会成为下一个武汉,反而应该成为榜样 - 得居房产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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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0日中国移民管理局最新的消息)
 
可以看到,阻断传染源的努力,新加坡早就开始了,并且随着传染源的确诊数增加,加强了隔离程度。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全国讲话最后也对个人提出了防疫建议:勤洗手、每天量两次体温、有不舒服马上看医生。
 
新加坡民众一直对政府的应对能力是有信心的,这建立在一次又一次的重大危机处置上。当年的SARS和2011年的地铁巨大事故,都曾考验过政府在大事件面前的应对能力。
 
更何况,新加坡的医疗水平之高,全球人民都有目共睹。世界卫生组织在最新的报告《World Health Report》中,对全球各国的医疗体系进行了比较,最后按照预期寿命进行了排名,新加坡排名第三,而中国位列64。
 
再加上我刚才提到的分诊制,健康人群在家防疫,轻症病人在家庭医生和社区门诊就已经被处理了,重症病人会被送到大型综合医院治疗,极大地避免了医疗资源的挤兑和社会冲突的爆发。
 
最近,微博上有位网友陈述了他在新加坡的紧张经历。
 
这位网友起初的症状是嗓子不舒服,去家门口的诊所看医生。当医生得知他的室友最近刚从中国回来后,立刻将他关到了小房间。
 
很快,是一位全副武装身穿防护服的医生进来询问情况。
 
十分钟之后,他就被救护车送到了NCID(国家传染病防治中心),开始了一些列的“症状盘问”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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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严格的管控措施和专业的分诊手段,又恰恰最大限度上降低了恐慌的出现。虽然仍然有人在超市抢购,但从社会整体的观察来看,还是井然有序的。
 
我在以前的文章中也提过一个概念叫“信息疫情”,在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疫情爆发时都会出现,就是在海量的信息面前反而不知道哪些信息能够帮助到自己,导致矫枉过正。
 
恐慌来源于未知,消除恐慌办法之一,是信息透明。
 
新加坡人知道每一起病例的流行病学史,知道基本的防疫措施,知道有问题时该找谁,知道每一级别预警信号下自己应该做什么,知道政府阻断外界传染源的努力是什么。
 
新加坡看似“佛系防疫”,实则严防死守。 
 


距离武汉实施“封城”,已经过去了将近三个星期。除武汉外,湖北省内其他城市和省外地区的新增确诊数都连续下降了,但复工潮也已经开始了,湖北省内的疫情仍然不见明显好转,方舱医院也是临时而为之,全国对口支援才刚刚开始,一个99%的排查率还能掀起滔天巨浪……
 
武汉“封城”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城内人的束手无策,生活失序也是谁都能看到的现实。
 
一场涉及到每一个人的传染病,是要从上到下每一个环节发力的,不是单凭喊口号和“一刀切”冻结就能一夜之间击败病毒。
 
政府最应该做的,是持续发布准确、专业、易懂的信息,动员每一个人,调动各种社会资源。剩下的,交给每一个在这场疫情风暴中的个体去决策。
 
这就是我们眼中的“佛系”政府,看似啥都没干,但每一个个体却可以很容易地做出决策。这也是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敢叫健康人群不戴口罩的底气。
 
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加坡再怎么“佛系”,也根本不可能成为下一个武汉。恰恰相反,信息透明、及时反应、提高效率,这些在过去一个月,一直是疫情风暴眼所做不好的。
 
往更深的地方说,这体现了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一直延续下来的政府传统——实用主义。一切决定都是为了取得最大效益而服务的。因此,如果不恰当应对疫情,导致社会秩序混乱,政府所要付出的维稳成本将会远远超出应对疫情本身的成本。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为了降低政府在应对疫情时的成本,新加坡把调动社会资源整合成一个预警系统,把医疗资源配置交给严格的分诊制,把减少恐慌的责任交给信息公开制度,把保护的责任给回每一个个体。
 
李显龙在全国讲话中说:
 
“疫情如果真的失控了,追踪每一个病例也是徒劳的。”
“健康的人不需要戴口罩。”
“做好个人卫生,轻症看社区,把重症资源留给老人、儿童和有并发症的人。”
 
处处都体现着效益第一的实用主义。
 
大疫之后,反思的观点肯定很多。我不希望新加坡被遗忘。新加坡不会成为下一个武汉,等着看笑话的都歇了吧。
 
但是,武汉却可以选择成为下一个新加坡。提高政府的效率,重视个体的价值,把专业的事情交回给专业的人来做,别再迷恋用“一刀切”冻结社会的神秘力量。
 
最后再提一下,新加坡的Dorscon预警系统,这是2003年SARS事件之后才设立的,至今只亮起了两次橙色预警。
 
一次是2009年的美国H1N1流感,另一次就是新冠肺炎。
 
我们对这个病毒还不了解,一切都可能发生,红灯亮起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所以,时刻保护好自己,同时保持独立判断,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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